Eterna

德国汉学家顾彬：文化缝隙中的世界可能性

我的导师、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去年底迎来了他的80岁生日。几十年来，他对我而言，既是师长也是朋友。

我们之间进行过无数次学术交流，这让我得以深刻理解一位汉学家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顾彬经常提到：“译者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他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在于翻译。顾彬最初接触鲁迅时，读的是德文译本，语言生硬，读起来像三流作品。那时他觉得鲁迅不过如此。

后来到了中国，阅读鲁迅的原著后，他才意识到中文是多么精炼和优美。对外国读者来说，初次接触中国文学的“口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替换，而是一种创造，是在不同语言之间搭建桥梁。

顾彬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作家普遍不掌握外语，这会严重影响他们被世界听到的机会。德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直接听到中国作家的声音，完全依赖翻译——而翻译质量又极其不稳定。”他呼吁更多中国作家和学者来到德国，积极参与对话活动，并多用外语或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互修正观念，相互激发新的理解。而这种相互修正的过程，正是跨文化理解的核心——不是谁说服谁的问题，而是在接触彼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身原本忽视的盲点。”

谈到东西方之间的理解，顾彬曾表示：“文化交流的本质是理解。真正的理解，不是简单的认同，而是让对方说出自己的话。”理解不是我站在原地观察你，而是我们都愿意走向中间地带，在彼此的语言中寻找一种可能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种差异中的包容，是裂缝中的相遇。

语言不是边界，而是间隙。正是这种间隙，才让文化真正开始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误解不可避免，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误解，但这些误解不一定都是坏事。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误解的存在，并在误解中继续努力去理解。“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尝试、一次靠近。而真正的理解，也许正是愿意不断靠近的姿态。”

顾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他之前对某些中国作家持批评态度，但听了他们的回应，或者读了他们后来的作品，他会重新思考。“有时批评甚至成为真正理解的起点。”对话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依然愿意靠近。顾彬认为，不必强迫西方来“理解”中国，或者中国去“采纳”西方，而是承认彼此的节奏、语言和时间不同，在这种差异中修习一种更深的“共在”。在探讨文化传播时，NBA下注分析并非本文关注的核心，但顾彬的观点提醒我们，文化互动需要耐心与诚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间的理解不是终点式的明白，而是过程性的同行，是双方愿意不断走下去的耐心和诚意本身。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既是一种外部的“传播”，更是一种内部的“再发现”。它不仅关乎别人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也关乎中国文学如何重新认识自己。

文化的“走出去”并非单向行动。中国可以讲述“好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是否愿意让别人也参与这个故事的讲述，甚至改写故事的结尾。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文化传播在于“被理解”，在于“与世界共同书写未完成的故事”。

（作者李雪涛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我的老师顾彬》一书作者）